16世纪的日本战国时代，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黑人的记载。1581年，几乎统一日本的织田信长在京都进行军马演练，旨在向天下宣告自己的霸权。当时在日本做生意的外国商人纷纷前来贺喜，在一次面见会上，葡萄牙传教士把一名来自莫桑比克的黑奴当作礼物送给了当时织田信长。
当时日本绘画作品中这个黑人的形象
织田信长对这名黑奴感到十分惊奇，以为他的肤色是用墨水涂上去的，于是命人给他洗澡，结果都快洗破皮了也不见掉色。据记载，这名黑奴身高大约在180到190公分左右（当时日本人平均身高在140到150公分），体壮如牛，打起架来十个人也不是他的对手。织田信长大喜，为其取名为弥助，并让他做自己的贴身护卫。
以前日本绘画中的弥助
现在日本漫画游戏中弥助的形象
某种意义上讲，弥助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记载，被归化并被起日本名字的外国人。而244年后，又一个外国人来到了日本，他为了融入日本社会并获得日本国籍而主动改名。后来他不仅成为了日本棒球界的名宿，他主动改名的举动也直接影响了后来所有的日本归化运动员。—— 流亡的贵胄 ——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也把无数敌视新生苏俄政权的俄罗斯人送出了国。1919年11月，沙俄白军首领高尔察克在兵败后与日本达成了协议。高尔察克率白军残部赶往远东的赤塔与日军会和，日本将会扶持他在远东重建沙俄政权来对抗苏俄。由于当时红军的游击队已经在西伯利亚的多个城镇建立据点，所以高尔察克的军队必须立即出发。1919年11月14日，白军在最寒冷的季节出发，迎接他们的将是零下60度的严寒。
高尔察克
这趟行军被称为西伯利亚大行军，全程长2000公里。当时跟随高尔察克的不仅有50万军队，还有75万沙俄贵族、宗教人士和敌视新政权的保守主义者，这其中就包括斯塔鲁欣一家。十月革命前，他们是白俄皇族的远亲，在彼尔姆有一所庄园和伐木场，在十月革命中，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被集体处决，这让他们畏惧自己也会有同样的下场。于是斯塔鲁欣夫妇带着年仅四岁的儿子维克托，跟随高尔察克的军团仓皇出逃。维克托-斯塔鲁欣是斯塔鲁欣夫妇的第四个儿子，但也是唯一一个活下来的孩子。前三个孩子都在生下来后不久早早夭折，似乎这第四个也命不久矣，在冰天雪地中行军，严寒和缺少补给成为了悬在人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尔察克的军团出发后不久，加米涅夫率领的红军就追了上来，双方在冰天雪地之中展开了一场猫鼠游戏。同时，红军的游击队攻陷了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一些沿线城市，导致高尔察克军团无法获得休整和补给。1920年1月，白军开始从冰封的贝加尔湖上穿越，只要过了贝加尔湖，赤塔就在眼前。但最终无数人没走多远，就被冻在了冰面上成了冰雕。1920年的夏季到来后，贝加尔湖冰面融化，这些人也一同沉入了湖底。高尔察克本人也在1920年2月7日在伊尔库茨克被红军处决。
“贝加尔湖冰雪大行军”
然而斯塔鲁欣一家人成功地活了下来，他们逃到了赤塔，并在1920年秋天抵达了哈尔滨。虽然活下来了，但康斯坦丁一直无法抛弃自己的贵族派头。也不肯出去打工。据他的孙女娜塔莎回忆：“父亲曾说，我的爷爷在哈尔滨各个咖啡馆出没，与其他流亡白俄一同讨论时局、政治和艺术，但是他的消费经常要靠别的俄国人来买单。”“有一次，他和其他的白俄一同聊天，一个俄国乞丐走过来乞讨，我的爷爷没有理会他。那个乞丐突然哈哈大笑，对我爷爷说道：‘我的老爷，我也是这里的常客。我观察过您，您的衣服虽然整洁，但是一直都是这几件。您虽然总来这里，但是没有一次是您花钱。您虽然是个贵族，但原来和我一样是个穷光蛋呀’！这番话让我的爷爷又羞又怒，不久之后他就再也不去咖啡馆了，因为他知道其他的白俄背地里也这样说他。”1925年，苏联与日本建交，康斯坦丁决定带着妻儿去日本。为了去日本，他典卖自己从俄国带来的仅有的一点家当。1925年，他们终于如愿以偿到了日本，在北海道的旭川定居并开了一家咖啡店，或许是为了纪念那些沉入贝加尔湖底的白俄，康斯坦丁为咖啡店起“贝加尔湖畔”。不过因为斯塔鲁欣一家人敌视苏联政权，拒绝领取苏联护照，因此法律上他们一直都是无国籍人士，他们是以过境签证进入日本的。
哈尔滨如今保留了很多俄罗斯元素，圣索菲亚教堂就是典型
—— 棒球超新星 ——
尽管与日本人一样敌视苏联，但斯塔鲁欣一家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政治立场而被身边的人所欢迎。由于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惨败，日本人一直轻视俄罗斯人。1926年，10岁的维克托进入小学读书，尽管他比身边的日本小孩年龄都大，但由于他是俄罗斯人，日本小孩合起伙来欺负他。维克托认为是因为自己的学习不够好，日语不够标准，所以刻苦学习。在维克托的学生时代，他的所有功课成绩都是优秀，日语也没有任何外国口音。而且维克托还学会了地方方言，有的时候父母甚至需要维克托来当翻译。老师很喜欢他，但是他的同学对他的看法并没有任何改观。维克托回忆说：“没有口音的日语并没有改变他们对我的态度，直到我开始长身体之后，他们对我的态度才有所好转。等我的身高长到了193公分，体重到了104公斤的时候，身边就再也没人敢欺负我了。”
小时候的维克托（左一）
读高中后，维克托成了旭川高中的运动明星。他的身体虽然健壮，但是一点也不笨重，据说在赛跑的时候，他可以让对手先跑20米然后再把劣势追回来。他后来成为了棒球社的一员，他扔出的球迅速无比，很少有人能接得住。后来他入选了校棒球队，并连续两年以投手的身份参加了日本全国高中棒球锦标赛，不过虽然维克托很厉害，但他所在的旭川高中和札幌高中没法比，连续两年维克托都与甲子园无缘。维克托靠打棒球为家里赚了不少钱。在20世纪30年代之初，日本的初、高中生打棒球有很丰厚的报酬。由于美国的影响，棒球运动在日本普及率非常高，当时经常有棒球用品公司为了做品牌推广而举行赛事，初中和高中生为了赚钱就会去代表企业参赛。会打棒球的学生也比普通学生更有钱。但这样一来，学生为了赚钱就不能安心上学了，于是日本1932年4月发布《棒球控制法案》，明确规定小学、初中和高中的棒球队只能参加国家教育部门举办的赛事、只能在周六下午或节假日比赛、禁止初一和高一年级的学生参加棒球赛、禁止学生为企业打比赛等等。
学生时代的维克托（后排右二）
维克托原来打算靠打棒球赚来的钱去上早稻田大学的，但在《棒球控制法案》出台之后，他失去了收入来源。而且不久后发生了一起意外。1933年，康斯坦丁的咖啡馆中一名雇员被杀，康斯坦丁被当做嫌疑人被抓了起来。维克托瞬间从“旭川高中的天才投手”变成了人们议论纷纷的“杀人犯的儿子”。随后康斯坦丁又在监狱中屈打成招，被打成了苏联间谍，面临死刑。这时，东京巨人队的老板正力松太郎找到了维克托，给了他两个选择：要么加入东京巨人棒球队，要么去尝试读大学。正力松太郎对维克托的劝说诱惑与威胁并存：“如果加入我的球队，那么我就会利用我在媒体界和法律界的关系帮你的父亲求情。如果不加入，你也可以去选择读早稻田，但是我想到时候你会和你的父亲同时出现在报纸上，你们会是一对来自苏联的间谍父子。你的父亲会被判死刑，你和你的母亲会被遣送回苏联，你自己考虑吧。”考虑到父亲的安危，而且去读大学的话家里也没钱，维克托同意了正力松太郎的请求。—— 日本第一等 ——
其实早在维克托还在上高中的时候，正力松太郎就已经注意到了维克托。在《棒球控制法案》出台之后，让学生替企业打比赛被禁止，各大企业开始自行组建棒球队。1934年6月，在正力松太郎的牵头下，“日本职业棒球筹办协会”成立。同年年底，隶属于《读卖新闻》的“大日本东京棒球队”组建。1931年的时候，美国职棒大联盟曾组织选手来到日本交流访问，后来日美之间建立了互访机制。1934年春天，还尚未组建的东京棒球队以日本访问团的身份第一次访问美国，结果被美国的棒球俱乐部打得落花流水。当时的主教练市冈忠男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没有好的投手，扔出来的球既不刁钻也没有力量。就在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有人向正力松太郎推荐了在北海道已经声名鹊起的维克托。
维克托虽然受正力松太郎胁迫才加盟了东京棒球队，但是正力松太郎也给了他极高的待遇。他也履行了自己的承诺，经过他的斡旋，康斯坦丁最后被判过失杀人罪，由原来的死刑改为2年有期徒刑。与此同时，维克托也给东京棒球队带来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在市冈忠男的要求和训练下，维克托学会不断改变投出球的力道和路线。1934年秋天，维克托完成了自己的首次亮相，在首场比赛中，他只让对方的击球手安打两次，创下了当时日本联赛的纪录。1934年冬，美国代表团回访日本，在与东京队的比赛中，美国队虽然还是取得了胜利，但却在维克托的身上吃透了苦头，只要维克托出场，美国打手的打击率就上不去，后来只要看到维克托主投，美国队的打手们就会相互推脱，不想出场。1935年2月，维克托跟随已更名的东京巨人队出访美国。由于维克托是无国籍人士，一度被美国禁止入内，是美国运动员为他做了担保他才得以进入美国。正力松太郎曾在《读卖新闻》上刊发了一则关于维克托的故事：“在某天晚上，MLB的一名工作人员找到了维克托，请求他留在美国效力，还许诺会让他获得美国国籍，享受荣华富贵。但维克托忠诚于日本，果断地拒绝了美国人，我们已向美方就此事提出了抗议，但也请大家记住东京巨人队的维克托的忠诚！”这件事为维克托带来了不少的正面评价，但是维克托清楚，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美国，毕竟他的父母都被正力松太郎捏在手里当人质呢。
1937年开始，年仅21岁的维克托成为了日本棒球联赛的明星球员，日本棒球联赛第二场无安打比赛也是由他主导的，这让正力松太郎喜出望外，不仅把维克托的事迹在《读卖新闻》上大书特书，还送给他一辆价值不菲的美国轿车。在当时，东京巨人队凭借他和泽村荣治（日本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投手，日本棒球联赛第一场无安打比赛的缔造者）在联赛中所向披靡。该赛季，日本棒球联赛的投手三冠王（胜投、防御率和三振最高者）由泽村荣治获得，但在一年后，维克托就夺得此殊荣，而且他的防御率达到了惊人的1.05，这一数据直到10年后才被打破。1939年的时候，维克托在日本棒球界的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在该赛季为东京巨人队拿到了42场胜利，夺三振282次，连续两年成为日本棒球联赛最多夺三振的球员。1939年。维克托成为了第一位夺得最优秀选手奖项的非日本选手。—— 一生遗憾 ——
正力松太郎曾经在一次酒会上这样夸赞维克托：“别看他是外国人，他的日语比日本人还要流利！”这番话让维克托很不舒服，因为他一直不希望别人把他看作外国人，他想做真正的日本人。在出名之前，维克托只有在家里才会说俄语，在外面他从来都是说日语。在出名之后，他收到了东京外国侨民群体的欢迎，他时常出入外国人俱乐部，在与流亡日本的白俄交往时，他也会说一点俄语。1939年，他在白俄俱乐部认识了自己的第一位妻子叶莲娜，据他们的女儿娜塔莎回忆，即便是在家里，维克托也要求叶莲娜和女儿说日语。在外国俱乐部，维克托也只同认识的人交谈，不会扩展自己的外交圈子，他生怕身边的哪个人是苏联间谍。1939年，苏联红军与关东军在诺门罕爆发了大规模冲突，关东军惨败。此事在日本国内引发了仇俄情绪，许多白俄也跟着遭殃。在正力松太郎的“建议”下，维克托被迫把名字改成了“须田博”，这个名字是由俄语“斯特鲁欣”转写成拉丁字母后，根据罗马音转写回日语后得到的。
此后由于战局的恶化，日本有闲心关注棒球的人越来越少。1941年，须田博在比赛结束后被查出罹患胸膜炎，医生不建议他继续参加棒球比赛，但他并不想过早退役，所以他开始有计划地的安排自己的出场次数，这也是他1940年后各项数据下降的原因。此外，尽管他改名为须田博，但是他在1939至1945年间连续两次向日本外务省申请日本国籍都遭到了拒绝，理由都是动机存疑，日本人仍然怀疑他是苏联的间谍。不过和他的队友泽村荣治比，须田博还算幸运的。1944年，泽村荣治被强征入伍，在被派往菲律宾的途中，运送他的运兵船被美军潜艇击沉。结果身为日本棒球早期四大神投手之一的泽村荣治就这样葬身鱼腹，年仅27岁。
一代传奇泽村荣治，最后以日本陆军的身份死在去菲律宾的途中
1945年，日本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苏联红军随后发动八月风暴行动对日作战。这一次日本人再次迁怒于须田博，正力松太郎也没有办法再保护他了，须田博被划分成“敌性人群”，与一些外交官被软禁在轻井泽的临时安置营里。在那里他的病情再次恶化。不过据娜塔莎回忆，由于须田博在棒球界的影响力，许多看押他的士兵都很照顾他。当时须田博天天都在祈祷苏军不要登陆，他认为如果苏军登陆成功的话，到时候一定会杀了他这个“白俄余孽”，而日军守住苏军进攻的话，也一定会杀了他祭旗。好在美国的两颗原子弹炸服了日本天皇和内阁，终结战争的同事也终结了须田博的担心。二战结束之后，须田博重获自由，他拒绝回到当初抛弃他和泽村荣治的东京巨人，投奔了自己在东京巨人时的恩师藤本定义，加盟了松竹罗宾斯队（今横滨DeNA海湾星）。在这期间，由于健康原因，以及收入的减少，他的妻子叶莲娜抛弃了他和女儿，与一位白俄商人远赴美国。藤本定义得知后，在他的合同结束之后建议他去别队，因为别队给的钱会更多。1955年，须田博拿到了个人第300场日本棒球联赛胜利，他是第2个获得这一荣誉的选手，也是第1个获得这一荣誉的外国选手。在这之后不久，须田博因病退役。
在二战结束后，所有无国籍的在日外国人自动获得第一法理国籍，比如当时许多在日朝鲜人就自动获得了韩国或者朝鲜国籍。但当负责此事的官员找到须田博，要帮助他恢复苏联国籍的时候。须田博说：“我不是苏联人”。官员说：“那请告诉我您的国籍”。须田博回答：“俄罗斯帝国。”官员说：“没有这个国家。”须田博便婉拒道：“那就继续让我这个样子吧。” 1957年1月12日，须田博开着自己的高档跑车出门，在一个平交道口与一辆飞驰而来的电车相撞，须田博当场死亡，年仅40岁。警方的报告指出，须田博的体内有大量的酒精，但见过他最后一面的朋友则说，虽然须田博喝了一点酒，但十分清醒，只不过须田博在此之前已经陷入了长时间的抑郁之中，他很可能是主动了结自己的性命的，但具体为何没有人知道。1960年，日本设立了棒球名人堂，须田博成为第一位入选日本棒球名人堂的选手，他的国籍一栏至今仍是空白。
战后日本的棒球杂志，须田博已经登上封面
由于棒球被视为美国文化的代表，苏联对棒球运动和须田博一直讳莫如深。直到苏联解体之后，大多数民众才知道有一个俄罗斯人在日本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后来莫斯科的一家棒球俱乐部就是以须田博的原名维克托·康斯坦丁诺维奇·斯特鲁欣命名的。须田博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归化运动员，但由于他始终没有取得日本国籍，所以这一说法存在争议。不过他的改名方法则为日本体坛起到了参考作用，后来每当有外国运动员入籍日本的时候，人们就会要求他把名字像须田博那样“日本化”。比如足球运动员吕比须（原名Lopes）、三都主（原名Santos）、舞行龙（原名Michael）都是按照须田博的方法改的。归化自中国的运动员则由于汉字上的同宗同源，因此变动并不是很大。
近年来，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每当有归化运动员更名的消息传出，都会引起巨大的舆论风波。比如被日本归化的张本天杰曾委屈的表示，就因为改了一个名字，就在中国招来了铺天盖地的骂声。在这个时候，或许他应该了解一下须田博的故事，因为他至少没有穿越冰天雪地和贝加尔湖，也没有被当成间谍天天用枪指着，他甚至没有达到须田博在体育界一半的高度，就获得了须田博一直没有得到的东西。